专访柳传志:我是一个以“妥协”著称的人


对家庭的缺席

控股上市的时候,您特别谈到了龚老师对您的支持,大家都特别感动。但是一些早期的联想传记写到,有一次龚老师生病做手术您还在外地,因此受到了家庭会议的“批判”,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?
柳传志:大概是1986年,龚国兴得了甲亢,后来严重到要动手术。当时我在深圳要钱,催账。我们有两万多美元,合作方公然赖账,两万多美元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很大数目,而且挣得很不容易,老甘(甘鸿,联想的老员工)就是因为这个事掉到井里。对方在香港,我又过不去,只能给他写封信。真的一边写,一边忍不住要掉眼泪,详细告诉人家这钱一笔笔是怎么挣的。后来这封信还真打动他们了,同意把这笔钱还给我们。可惜这个信搞没了,我都觉得遗憾。
当时,龚国兴手术很痛苦。爸爸、妈妈没在家,我姑姑和妹妹去的,结果我一回家,我妹妹就说,“得了,王国福回来了。”王国福是文化革命以前的一个英雄人物,家里出什么事都不管,我妹妹说我是王国福。但是龚国兴没有什么怨言。
在家人的重要时刻,您还有哪些令自己遗憾的缺席吗?尤其是最早创业的时候。
柳传志:其实比较遗憾的还是在香港,我父母那时候也在香港创他们的业。他们住在湾仔,我住在太古城。每到礼拜六日应该去看看爹娘,但是当时真的是忙得去不了。我们家父母很少说孩子,尤其我是老大,很少对我提出批评,委婉的批评都很少。有一天,我妈跟我说,“传志,你真就忙成这样了?礼拜六日都来不了?”我说,“真是忙。”她就没说什么。
他们先头真的是不知道。我父亲的单位也是联想的合作一方,他们派了一个会计在这边。这个会计就经常跟我父亲汇报情况说,小柳总是真忙,我父母才理解。我父亲有次回内地,发现联想这家公司也还挺有名,他也就慢慢知道了。我对父母的感受还是非常小心的,太太这边倒是好商量。
子女呢?
柳传志:子女基本就是放养。我这代人,基本上也是被放养的。我爸爸从来都是忙,礼拜六日我都很少见他,偶尔能够在一起聊聊天。
我对子女放养的程度比我父母放养我们要好点,龚国兴比我要稍微好点。柳林七八岁时,假期不做作业,被锁在屋子里头。结果其他小朋友就偷着从外面把窗户给开开,他就爬出来。他妈一回来,这边立刻给暗号赶紧又钻回去。
放养中更多体现大人的身教。柳林现在写东西不错,那倒真是我带出来的。他们小学上五年,我们给他报的101重点中学。作文晚了是抓不出来的,所以大概四年级时提前给他抓作文。那时候我还没办公司,还有时间。
到了五年级,开始抓他数学。其实他学那玩意很轻松,他就是粗心。柳林跟我们研究所的大人里的高手蹲在灯底下棋,一帮人围着,我也在那儿看,下棋的时候,他有时候会粗心。回来我就告诉他,数学就因为粗心错的。你每做一个题以前,先写上注意两个字再开始做。后来他上了北京邮电学院,从那又上的哥伦比亚大学。
柳青我没管过,她妈也没管过。柳青小学毕业的时候,她妈让我去学校一趟,那时候我已经在办公司了。去了才知道,还没考试呢,101中学提前录取柳青进重点班,但是我要签个字,表示不再考别的学校了。我说,哎哟,我这闺女这么厉害。签完回来,她妈就不同意,说我们有实力能上人大附中。后来柳青就考上人大附中了。好在我跟101老师、校长都认识,就没遵守协议。因为当时我去签字的时候,本身也没得到家里“书记”的同意。
您觉得柳家的家风值得代代相传的是什么?父母那代对您的影响,然后您也愿意传给子女,子女再传递给孙辈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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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传志:我父亲说过,人要正直,不能说昧心话,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最根本的东西。至于能力,没什么更多更高的要求。
去年您休养了一段时间,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想了点什么?
柳传志:最主要的还是考虑,继续工作的时候定的目标和将来退下来以后反思的目标是不是一致,你在那个时候定义的幸福跟退下来定义的幸福是不是一致的。其实到后来,人还是要退得比较远再来看,我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?要冒很大的风险去做一件很大的事情,你为什么还要做呢?包括对金钱、名誉以至亲情这些东西怎么摆放?这些东西在工作的时候想的,跟你将来退下来以后作为普通老头想的东西是不是一致呢?主要就是思考这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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